第1273章 万事开头难(1 / 1)

();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条桌，旁边摆着几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壶刚刚泡好的茶，水汽在十一月的冷空气中氤氲成一片薄薄的白雾。

刘启英走进来的时候，屋里已经坐了四个人。

坐在主位上的是计算所科技处处长王树和，一个戴着银框眼镜的中年人，说话不急不缓，目光却格外沉稳。他是所里公认的“老黄牛”，技术底子扎实，行政经验也丰富，所里有什么难办的活儿，最后多半落在他头上。

王树和旁边坐着的是张祖祥——就是刚才去叫刘启英的那个人。再旁边，坐着两个刘启英面熟但不太熟的技术员，都是软件研究室的人。

而坐在最边上的那个人，刘启英一进门就注意到了。

那人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面容清瘦，目光却格外亮。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端着茶杯，只是坐在那里，两只手交叉着搁在桌上，姿态沉稳，像一头蹲伏在草丛里的猎豹。

他认识这个人。计算所人事处的一个普通干部，比他小几岁，平时话不多，但每次说话都能说到点子上。姓杨，叫杨宗纬。

“人都到齐了。”王树和端起茶壶，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茶，然后放下茶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把大家叫来，不是开什么正式会议，就是想聊聊所里那个公司的想法。”

他顿了顿，目光在屋里几个人脸上扫了一圈：“大家都知道，咱们所里现在的处境。757搞完了，后续的资金也断了。上面没有新项目批下来，下面的年轻人有些已经开始往外跑了。曾所长前几天跟我说，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想办法自己养活自己。”

“可咱们是科研单位啊。”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忍不住插了一句嘴，“搞公司、搞经营——那不是不务正业吗？”

“什么是不务正业？”王树和还没开口，坐在角落里的杨宗纬忽然出声了。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分量，“当年国家搞两弹一星，研究出了成果，转过来搞民用工业，那就是务正业。现在形势变了，国家鼓励科技人员走向市场，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那也是务正业。”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放下：“再说了，咱们已经没得选了。再等下去，连研究经费都没有了，那不叫务正业，叫坐以待毙。”

这话一出，那个年轻技术员张了张嘴，没有反驳。

刘启英坐在一旁，端着茶杯，没有急着说话。他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王树和是科技处处长，张祖祥是软件研究室副主任，杨宗纬是人事处干部，再加上自己和那两个技术员，这屋子里的人，几乎涵盖了计算所里技术、行政、软件几个核心部门的人。

他心里隐隐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次“闲聊”。

“我直说吧。”王树和放下茶杯，语气变得更加郑重了几分，“曾所长前几天找我谈话，意思是——所里准备成立一家公司，由所里出资，由我们这帮人来干。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赚了钱所里和公司按比例分，亏了也得自己兜着。”

他抬起头，目光直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咱们这些人，搞研究是一把好手，可办公司，谁也没有经验。搞不好，钱赔进去了不说，还得背上骂名。”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杨宗纬先开口了：“我去。”

他的声音不高，简洁，干脆，像是早就想好了这个答案：“我憋得太久了。再这么熬下去，我怕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有这个机会，我想试试。”

刘启英端着茶杯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他抬起头，看了杨宗纬一眼，那个坐在角落里的中年人，面色平静，目光却亮得像一盏灯。

他忽然从这个人身上，看到了一种自己很久没有见过的东西。

那是一种火苗。

接下来，其他几个人也陆陆续续地表了态。有人犹豫，有人谨慎，也有像杨宗纬那样几乎是迫不及待想抓住这个机会的。散会的时候，王树和拍了拍刘启英的肩膀，低声说了一句：

“老刘，你也考虑考虑。这事儿，咱们需要你。”

刘启英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他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十一月的北京天黑得早，路灯已经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洒在铺满落叶的胡同里，有一种萧瑟又温暖的味道。

他走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反复转着王树和今天说的那些话。

“搞得好，是一条活路；搞不好，就是一条死路。”

他想起了今天下午在办公室里算的那笔账，一个月工资加上补贴，七八十块钱。他今年四十岁了，家里一个上小学的儿子，一个身体不太好的母亲，妻子在街道办工作，一个月挣得比他还少。要是真的去了公司，万一赔了、亏了、倒闭了——他拿什么养家？

可他心里又有一个声音在说：万一成了呢？

他又想起杨宗纬今天在会议室里说的那句话——“我憋得太久了。”

他回到家里，妻子正在厨房里忙活，锅里炖着白菜豆腐，热气腾腾的。儿子趴在桌子上写作业，铅笔在本子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母亲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戴着一副老花镜，在缝一件旧棉袄上的扣子。

他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沉默了好一会儿。

晚饭的时候，妻子问他：“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下午开会的事说了。妻子听完，沉默了一会儿，手里的筷子在碗里拨弄了几下，然后抬起头来，看着他说了一句：

“你要是想去，就去吧。”

刘启英愣了一下。

“我知道你憋屈。”妻子放下筷子，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多年夫妻之间才有的理解，“你搞了十几年技术，现在跑到人事处去管档案，你心里不痛快，我看得出来。”

她伸手拿起汤碗，给刘启英盛了一碗汤：“现在有个机会摆在你面前，你要是不去试试，我怕你后半辈子都在后悔。”

刘启英端着那碗汤，汤很烫，烫得他手指微微发红，他却舍不得放下。

十月的北京，天已经凉透了。

公司成立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七日，在一份正式文件上落了章。没有剪彩，没有揭牌仪式，没有领导致辞，甚至没有任何像样的庆祝。

所谓的公司办公室，只是计算所大院角落里的一间传达室。

刘启英跟着王树和、杨宗纬、张祖祥几个人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所有人都沉默了几秒。

屋子大约也就十几平方米，水泥地面坑坑洼洼的，墙角结着蜘蛛网，窗户玻璃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透进来的光都是浑浊的。

屋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没有办公桌，也没有椅子，连个像样的电灯泡都没有。唯一值点钱的东西，是墙角那个落满了灰的破旧铁皮柜子，上面的锁已经锈死了，怎么也打不开。

“这就是咱们的办公室？”一个年轻技术员站在门口，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苦笑。

杨宗纬没有接话。他走进屋子，环顾了一圈，然后蹲下身，伸手摸了摸地面上那层厚厚的灰。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了一句：

“先打扫卫生吧。”

那是公司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议程只有一项——打扫卫生。

刘启英从隔壁借了一把扫帚，弯着腰，从屋子最里面开始扫。灰尘扬起来，呛得他直咳嗽，他没有停手，一笤帚一笤帚地扫过去，把那些积了不知多少年的灰土一点一点地清出屋外。

杨宗纬端了一盆水进来，蹲在地上擦窗户。他用一块旧抹布，先把窗框上的灰擦掉，又沾了水，一遍一遍地擦玻璃。擦到第三遍的时候，窗外的光线透进来了，落在屋子中央那片刚刚扫干净的水泥地上，亮堂堂的。

刘启英直起腰来，看着那道光，忽然觉得——这屋子好像也没有那么寒碜了。

打扫完卫生之后，几个人去隔壁借了三张长条板凳，又从所里的仓库里翻出了一张缺了一条腿的旧桌子，垫了几块砖头，勉强能用。墙上钉了一颗钉子，挂上了一块小黑板。

这就是公司全部的硬件设施了。

三张长条板凳，坐下了公司全部的十一名员工。

王树和站在那块小黑板前面，手里捏着一支粉笔，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话：

“同志们——咱们公司，今天算是正式成立了。”

他的声音不高，甚至带着几分沙哑，但在那间狭小昏暗的传达室里，却格外清晰：“咱们没有钱，没有设备，没有业务，甚至没有一块像样的招牌。但我们有一件事——计算所的技术底子。这是咱们唯一的本钱。”

他转过身，在小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字：技术先进、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信守合同。

“这就是咱们公司的口号。”他放下粉笔，转过身来，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口号容易写，做到很难。可咱们既然迈出了这一步，就没有回头路了。”

没有人鼓掌。

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那行粉笔字上，像是要把那行字刻进心里。

接下来的一周，是公司最艰难的日子。

杨宗纬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到处转。他去过中关村的电子市场，去过海淀区的几家工厂，去过西城的几个研究所——他像是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到处打听哪里有生意可以做。

可每次回来，他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有一次，他带回了一个消息：“听说倒卖钢材能赚钱——可咱们谁认识首钢的人？”

又有一次，他带回了一个更不靠谱的消息：“有人说倒卖化肥也能赚钱——可我算了一下，咱们根本没有门路把化肥运到农村去，也绕不开供销社的体系。”

公司成立的头一个月，十一个人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

有人提议从南方批发一批旱冰鞋回来卖，杨宗纬想了想，说：“行，那试试吧。”

于是几个技术员跑到火车站，拎回来几大包旱冰鞋。可那天正好降温，十一月的北京冷得人直哆嗦，谁还去滑旱冰？那些旱冰鞋堆在传达室的墙角，落了一层灰，一双也没卖出去。

后来又有人提议倒卖电子表。杨宗纬又想了想，说：“试试吧。”

这次倒是卖出去了几块，可利润薄得可怜——去掉运费和人工，赚的钱还不够给大家买一顿午饭的。

再后来，有人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车运动裤衩……

这一回，连杨宗纬都没开口说“试试吧”。那车裤衩就堆在传达室门口的走廊上，花花绿绿的，像一面走错片场的旗帜，每天早上员工们上班的时候从旁边绕过去，谁也不多看它一眼。

十一月的气温一天比一天低，裤衩的命运可想而知。

大家心里都清楚，他们现在的状态，跟没头苍蝇没什么两样。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可什么也做不成。

账上的钱越来越少。六万块钱，放在个人手里还能过几年日子，可放在一个十几号人的公司里，连发工资都撑不了几个月。有人私下里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不如趁早解散，各自回去吃皇粮算了。

刘启英听到这话，没有接茬。他只是坐在那间传达室里，翻着桌上那堆从各处搜集来的市场报告和行业资料，翻了十几页，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

就在这时候，一个消息传了过来——公司里最年轻的技术员，小赵，要结婚了。

小赵今年二十四岁，进计算所刚两年，是个老实本分的小伙子，干活勤快，话不多，见谁都笑呵呵的。

他对象是北京一家纺织厂的女工，两个人处了一年多的对象，省吃俭用攒了一点钱，准备在这个冬天把婚事办了。

王树和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把刘启英拉到一边，低声说：“老刘，小赵家里条件一般，结婚开销不小。咱们公司虽然不景气，可同事一场，总不能让人家寒碜着成家。你看，咱们是不是凑个份子钱，给他添点喜气？”

刘启英想了想，点了点头：“行。我去跟大家说。”

他挨个儿办公室走了一圈，把凑份子钱的事说了。大家都是老同事，谁也没犹豫，有人掏了十块，有人掏了五块，有人实在拿不出太多，也凑了两块三块的凑个心意。刘启英自己掏了二十块钱，是那一个月工资的一大半，他没有心疼。

份子钱凑好以后，用红纸包好，刘启英在小赵结婚那天揣着红包，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去了小赵的新房。

新房不大，是小赵对象娘家腾出来的一间平房，刚刷了白墙，窗上贴着大红喜字，屋里摆着一张新打的木头床和一套新添置的桌椅，虽然简单，却也收拾得干净利落。小赵穿着一件崭新的藏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胸口别着一朵小红花，满脸都是掩不住的笑意。新娘穿着一件红色棉袄，扎着两条辫子，脸上带着腼腆的红晕，坐在床沿上，手里攥着一块手帕。

酒席摆了两桌，都是最亲近的亲戚和同事。菜式不算丰盛—红烧肉、糖醋鱼、炒鸡蛋、白菜豆腐汤——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是掏空了家底的排场了。

刘启英坐在靠窗的那一桌，旁边是公司里几个老同事，张祖祥、经营部的小刘、还有两个新招来的业务员。几杯白酒下肚，桌上的气氛渐渐热络了起来。

有人开始抱怨公司现在的处境。

“老刘，你说咱们现在这样，到底图个啥？”一个喝得脸红脖子粗的业务员端着酒杯，语气里带着几分醉意和怨气，“旱冰鞋卖不出去，电子表赚不到钱，裤衩堆在走廊上没人要……我看啊，咱这公司，跟没头苍蝇似的，嗡嗡乱撞，也撞不出一条活路来。”

刘启英端着酒杯，没有接话。他心里的想法和对方差不多，只是不愿意说出来丧气罢了。

张祖祥倒了一杯酒，跟那业务员碰了一下，笑了笑说：“急什么？万事开头难。咱们手里有技术的底子，只要找到合适的方向，总会起来的。”

“可咱找了这么久的方向了，方向在哪儿呢？”那业务员一口把酒干了，把杯子往桌上一放，“我就怕，等咱找到方向了，公司的钱也花光了。”

这话一出，桌上沉默了几秒。

这时候，有人忽然指着屋子角落里的一台崭新的冰箱，随口说了一句：“哎——小赵，你们家这台冰箱不错啊！看着个头这么大，比北京商场里卖的那些冰箱都有档次！得花不少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