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步入正轨(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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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和修复店开张的头一个星期，进店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

两个是走错门的，还有老刘头带了他的棋友老周来参观，老周在店里转了一圈，对着博古架上那几件练手的修复品看了半天，问了句“这瓶子卖不卖”，沈清说不卖，老周就走了。还有一个是巷口卖煎饼的大姐，进来借厕所。

沈清不急，她把那只钧窑碗修好了，陈先生来取货的时候对着光看了足足五分钟，然后问了一句让沈清印象很深的话。

“你师傅是谁，你这个手艺赶上许多老师傅了。”她想到了老胡和胖子，还有一起来美国的陈玉楼，她觉得他们都是她师傅，他们教会了她许多，但是他们不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师傅，自己学的。”她回到。

陈先生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碗，付了钱，走之前留下一个名片，说以后有好东西还来找她，沈清把名片收进抽屉里，这是第一个回头客的苗子。

陈先生走了以后，她发现碗底下压着一个信封，里面多放了五百块钱，她走到门口，陈先生已经不见人影了，站了几秒收好，这是认可，她在这个世界收到的第一份认可。

接下来两周，生意开始松动，陈先生大概在某个收藏圈的饭局上提到了这家店，陆续来了三四个人，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拿来的东西从清代的铜炉到民国的印章都有。

沈清一件一件接，该修的修，该实话实说的实话实说，有一只号称明代的青花罐，她看了一眼就说是清仿，“釉不对，修可以修，但别当明代的卖。”那人有点不高兴，但第二天又来了，带了一只真正的嘉庆粉彩盘。

到第三周，她已经在潘家园这条巷子里站稳了脚跟，不是那种人人都知道的站稳，就是在小圈子里有了名声，总归是不缺生意。

进入八月，北京彻底变成了一个烤炉。

不是南方那种闷着蒸的热，是干烤。太阳从早上一露脸就带着脾气，晒到中午，潘家园的柏油路面被烤得发软，踩上去鞋底黏黏的。

空气里混着柏油和尘土的味道，树叶子都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连巷口卖煎饼的大姐都收了摊，说再站下去人就熟了，她的煎饼车推到巷子深处，盖了一层遮阳布，布上印着“富强面粉”四个大字。

沈清的店开着门，但也没什么人，到午后两三点，外面连摆摊的都少了一半，有些摊主把货收了，支个马扎坐在树荫底下打盹，蒲扇盖在脸上，呼噜打得比蝉还响，巷子里偶尔有个人经过，也是贴着墙根走，专挑有阴影的地方，步子又急又碎。

老刘头的茶叶店开着门，但他本人缩在店里最凉快的角落，一把竹椅上摇着蒲扇，刻印章的老孙把卷帘门拉下去一半，在里头睡午觉，门缝里传出忽高忽低的鼾声。整条巷子安静得只剩下蝉鸣。

沈清在店里待了一上午，修完了一只紫砂壶的壶嘴，壶嘴断过，上一个修复师用了工业胶水，把断口糊得一团糟。她得用小刀一点一点把旧胶刮掉，重新用传统大漆接合。

活不大，但费眼睛，做完已经是中午，她给自己下了一碗凉面，吃完还是热。风扇呼呼地吹，吹过来的风也是热的，像是在拿电吹风吹自己。

她洗了碗，把灶台擦干净，站在风扇前面吹了一会儿，然后决定不待了出去转转。

来这个世界将近两个月，她还没正经逛过这个时代的北京。

六月忙着找铺子、装修、开业，七月忙着接单、攒口碑、跟左邻右舍打交道，她想亲自走一走，用脚认一遍这个城市的街道。

从潘家园出来，她坐公交去了地安门，公交车没空调，窗户全开着，开起来的时候风是热的，停下来的时候车里就是一座移动的桑拿房，她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看窗外的街道。

路边的小卖部门口摆着冰柜，冰柜上贴着花花绿绿的雪糕广告，有个男人蹲在树荫下吃西瓜，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淌，他拿手背一蹭，继续啃。

一切都在热浪里微微扭曲，车里有个小孩趴在妈妈腿上睡着了，口水流了一大片，售票员在跟一个乘客吵架，因为那人少给了五毛钱，售票员嗓门大得能传半条街。

她看着窗外，街上骑自行车的人很多，红绿灯路口黑压压一片，全是二八大杠和飞鸽女车混合编队。

路边还有公用电话亭，橙黄色的亭身掉漆掉得斑驳，有个穿连衣裙的姑娘在打电话，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攥着话筒，笑得很开心。

街边偶尔能看见没撕干净的申奥标语，“新北京 新奥运”几个字晒褪了色，路边小店里贴满了大运会相关报道。她想起八十年代初的北京，街上还有马车，冬天空气里有蜂窝煤的味道。

那时候她站在王府井街头，风刮得耳朵生疼。现在她也站在北京，但这不是她站过的那条街了。街道宽了，楼高了，马车没了，满大街的自行车和公交挤在一起，每个人都走得比从前快。

什刹海到了。

她下了车，沿着湖边慢慢地走。湖面上有风，比潘家园凉快不少，几个老头在湖边钓鱼，塑料桶里泡着两三条手指长的小鱼，其中一条翻着白肚皮，大概已经死了。

有个老太太推着婴儿车从她旁边经过，车里的小孩光着脚丫子啃自己的脚趾头。

柳树垂在水面上，被风一吹就划出一圈一圈的涟漪。湖对岸有人在拉二胡，拉的是一首她叫不上名字的老曲子，调子慢悠悠的，飘在水面上显得特别远。

她找了一张湖边的长椅坐下来，旁边坐着一个戴老花镜的大爷在看报，报头是《北京晚报》。大爷看得很认真，嘴里念念有词，偶尔皱一下眉头，大概是对某条新闻不太满意。

她瞄了一眼报纸上的标题，大运会倒计时、入世谈判进展、申奥成功后的城市建设规划，这个城市正在铆足了劲往前跑。

长椅另一头放着一个鸟笼，笼子里是一只画眉，跳来跳去，叫得比二胡还响。

沈清在长椅上坐了很久，她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做，没有地方要去，也没有人在等她，这种感觉不全是孤独，更接近一种很轻的自由，她可以在这张长椅上坐一下午。

以前她背负着家族的诅咒，似乎每一天都在和时间赛跑，现在她坐在这里，什么都不用赶。

从什刹海出来，她又顺着地安门大街往南走，街上的人比潘家园多，游客、三轮车夫、放暑假的学生，穿凉鞋短袖，有的骑着二八大杠在胡同里穿梭。

有对情侣在路边吵架，女生说“你到底来不来接我”，男生说“我这不是来了吗”，女生说“你迟到了半小时”。沈清从他们旁边绕过去，嘴角动了一下。

她路过一家卖冷饮的小店，门口摆着冰柜，柜门上贴着花花绿绿的雪糕广告，她买了一根绿豆沙冰棍，一块钱一根，冻得太硬，咬上去嘎嘣响。

她举着冰棍继续走，冰棍化了，滴了两滴在手指上，黏的。她懒得擦，让它黏着，二十年前绿豆冰棍卖一毛，她在学校门口买一根能舔一路。

走到帽儿胡同附近，她拐了进去，胡同里比大街上安静，两边的院墙上爬满了丝瓜藤，藤上开着黄色的小花，有个大妈在院门口择韭菜，地上的搪瓷盆里泡着一把芹菜，水里漂着一只淹死的苍蝇，大妈抬头看了她一眼，她点了个头，大妈也点了个头，是胡同里的规矩，不认识也可以打招呼，但不打招呼也可以。

她继续往里走，胡同深处有个小卖部，窗口坐着个老大爷在听收音机，收音机里在播京剧，唱的是《空城计》，她站在小卖部门口听了一会儿，老大爷看了她一眼，把收音机音量调大了一点。

“姑娘，吃冰棍呢？”

“嗯。”

“天热，多吃点。”

“好。”

她把最后一口冰棍咬下来，把棍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

从胡同出来，天已经偏西了。她坐公交回了潘家园，到店里的时候太阳正卡在巷子尽头的房顶上，把整条巷子染成橘红色。

她拉开卷帘门，把路上买的两个桃洗了，坐在工作台前吃。桃是脆的，咬下去咔嚓响，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淌。她拿袖子擦了一下。

老刘头从他店里探出头来，说这桃不错，问她哪儿买的。

她说地安门那边，老刘头说那太远了，不划算，她说下次帮他带两个，老刘头说那行。

老刘头又问她去没去湖边。沈清说去了。

老刘头说那湖边的柳树还是那样，他在湖边住过三年，每天傍晚都去遛弯，后来搬了家就再也没去过了，沈清说今天柳树还很多。

吃完桃，她把今天接的两个电话记在账本边上，一个是修鼻烟壶的，明天来，一个是老刘头介绍的，说有个铜炉要找她看看。生意不忙，但一直在慢慢地来。

她洗完手，到门口站了一会儿，巷子里有人骑着二八大杠慢悠悠地经过，车后座绑着一台旧风扇，大概是刚修完拿回家的。车铃铛响了两声，在傍晚的巷子里传出去很远。

远处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拖得长长的，带着京腔。路边的公用电话亭亮了灯，有个女孩披着湿漉漉的头发，投了枚硬币，跟电话那头的人叽叽喳喳地笑着。

天色暗下来，蝉鸣收了声，蛐蛐开始叫，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觉得今天出去转转是对的。

她开始慢慢熟悉这座城市了，不是世界给她的那些纸上谈兵的记忆，而是她自己用脚走出来的，什刹海的热风，帽儿胡同的丝瓜藤，那根冻得太硬的绿豆沙冰棍，她在北京的第一根冰棍。

天气预报说明天比今天还热，她想好了，明天要是再没人，冰箱里多冻几根冰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