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哥轻生吃假药雨花姐大意失贞操（6）(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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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一章东西哥轻生吃假药雨花姐大意失贞操

第五十四回东西哥轻生吃假药雨花姐大意失贞操（6）

一个月后，甄家茶馆办了婚事。

没有大红请帖，没有婚纱，没有鞭炮。按东西哥哥的意思，一切从简。他对月生伯伯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帮雨花姐在食堂择豆角，手指头掐着豆角筋，语气平静得像在报下学期的课程表：“我俩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不在乎那些排场。省下来的钱，给奶奶买件新棉袄，比放一万响鞭炮强。”

可月生伯伯不干。他站在茶馆门口，两只手叉在腰间，对着儿子吼了一嗓子，声音震得门槛上的老花猫跳起来跑了：“甄家娶媳妇，排场不排场是你们俩的事！热闹不热闹是咱们家的事！你爹不在家，我就是一家之主——我要是让你连个像样的拜堂礼都没有，将来你爹回来，我怎么跟他交代？”他请了老钱头掌勺，就在茶馆里摆了酒席。

甄家自己人坐了两桌，学校来的同事坐了三桌。

月生伯伯一边摆碗筷一边掰着指头算人头：“郑校长和几个主任要来的吧？虚秘书会不会到？丽媛和美媛都请了吧？”他问一句，东西哥点一下头，点到后来头都点晕了。

老钱头天没亮就起来炖肉。灶上的大铁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锅盖被蒸汽顶得啪啪响，他在灶台边搭了条长凳眯了个把时辰，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掀锅盖尝汤。桌子就是平时茶客们喝茶的方桌，铺上了大红塑料布——是月生伯母从供销社新扯的，塑料布还带着折痕。摆上了老钱头的拿手菜：回锅肉、水煮鱼、粉蒸肉、醪糟汤圆。

菜是家常的，碗是茶馆里日常用的瓷碗，有几个碗沿上还磕了小小的豁口。筷子是长短不一的竹筷，月生伯母昨晚上一根一根对过，把长短一样的配在一起。佐料碟里的豆瓣酱是老钱头自己晒的，他蹲在灶前择辣椒的时候说了一句：“喜宴的菜不能光好看，得让人扒两碗饭。”

雨花姐姐那天穿了一件崭新的藕荷色衬衫，领口别了一只银色的小胸针。那是虚玉华托人送来的新婚礼物——没有亲自递到她手上，是用一张红纸包好，托东西哥转交的。虚秘书那天也来了，穿着一身低调的深蓝套装，进门的时候几乎没有惊动任何人。

她把礼物放在门口的礼桌上，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位子坐下来，端着一杯茶慢慢抿着，既不和人寒暄，也不往主桌张望，只是安静地和满屋的热闹保持了一段客气的距离。雨花姐往她面前添了一碟桂花糕，她微微点头，说了一句“恭喜”。声音很轻，轻得只够传到雨花姐一个人的耳朵里。

雨花姐的头发没有做复杂的发型。她妈说要给她烫个卷——现在龙门镇新开了一家发廊，新娘子都兴烫卷发。她不肯，就扎了一条粗粗的麻花辫，辫梢还是那根洗了又洗、褪了色的红头绳。她妈妈说这样太寒碜，不够气派。她对着镜子把辫子盘上去又放下来，最后还是用那根红头绳扎紧了发尾：“我就这样最好。他说红头绳的样好看——那天在医院里，他就是这么说的。”

甄贤婆婆坐在上首，穿了一件藏青色团花缎面的新夹袄，是她用自己攒的体己钱做的。她拉着雨花姐的手左看右看，从胖乎乎的指关节看到手腕上被热油溅出的白点子，又翻过手背看了看掌心的茧。看够了，把那只手合在自己手心里，对坐在身边的月生伯母低声说了一句：“这丫头，身子骨结实，脾气好，跟咱们东西，是真心。真心比什么都值钱。这东西，我活了七十多年，看得最准。”

雨花姐听了，红了整个脖子根。旁人还没来得及起哄，她连忙低头夹了一大筷子回锅肉往东西哥碗里放。肉片从筷子尖滑了一下，她又夹起来，稳稳地搁在碗尖上。

东西哥碗里已经堆得快溢出来了——月生伯母刚给他夹了块粉蒸肉，老钱头又亲自从灶台上端来一碗醪糟汤圆搁在他手边。他抬起头，在满桌人的注视下和她对视一眼。雨花姐眼睛亮亮的，酒窝刚浮起来又害羞地收了回去。两个人都不好意思地别过了脸。

郑校长代表学校送了贺礼——一副他自己写的字，裱在红木框里，用红纸包着，红纸上没有写任何落款。不是他惯常写给上级的那种馆阁体——那种笔画工整到近乎刻板的字体。而是少见地用了行书，笔锋在撇捺之间偶尔露出不经意的飞白，运笔间难得抖落了几分真性情。字不多，就两句：

“夫妻本是缘，或孽缘，或善缘，有缘方配；父子原为债，或欠债，或还债，无债不来。”

这副东西哥哥曾经自己写在红纸上、挂在寝室墙上的对联，如今由他的校长亲手题写，端端正正地挂在甄家茶馆的堂屋正中。虚怀谷来的时候端着一杯茶站在这副字前，看了很久。久到杯里的茶凉了也没喝一口。他把茶杯放在桌上，往身后看了东西哥一眼，什么都没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手拍在东西哥的肩胛骨上，力道沉甸甸的。

郑美媛也来了。她穿了一条素净的碎花裙子，布料是她自己买的，自己踩着缝纫机做的。她没有挤到主桌前面去敬酒，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手里捧着一杯茶。

茶是甄家茶馆的老荫茶，她端起来抿了几口，又放下。她没有像上次寿宴那样早早离场，而是一直坐到了宴席散场。散席的时候，她站起来，绕过几张桌子，走到雨花姐面前，忽然伸出手，帮她把辫梢上歪了的红头绳轻轻扶正。

她的手指修长白净，碰到雨花姐被灶火烫出泡的手背时，停顿了一瞬。那一瞬间很短，短到旁人都没注意。然后她笑了笑，说：“挺好的。”说完就走了。高跟鞋踩在青砖地上——笃笃笃，渐行渐远。她背影消失在街角拐弯处的时候，那声音还在巷子里回荡了一小会儿。

丽媛老师是最后来的。她推开门的时候，宴席已经接近尾声。桌上的盘子底都见了油光，只剩下老钱头还在灶上煮最后几碗酸辣汤——汤里的豆腐丝切得极细，在沸水里翻着白浪。

她没有去端菜，径直走到新郎新娘面前，从随身的帆布袋里掏出一束用红纸裹着的野菊花。那花一看就是刚采的，花梗上还沾着没干的泥土，花瓣上的露珠被她一路走来震落了大半，只剩下几颗还挂在水红色的瓣尖上，像没擦干的眼泪。

重阳镇的野菊花漫山遍野都是，没有人拿它当贺礼。可她把这束花捧在手里，端端正正地递给雨花姐。

“山上刚摘的。”她笑了笑，笑里少了些平时的辣劲儿，多了些柔和的纹理。她的短发在新换的衬衫领口轻轻拂动，“别嫌寒碜。这是从白云庵山门外的山坡上采的，静闲师太说那儿的土最养根。我早上去的，赶在露水还没全干的时候摘的。东西哥，花给你，你看着办哈。”她把花往雨花姐怀里一塞，也不等她道谢。

说罢转身从桌上拿了一颗水果糖剥开含进嘴里，腮帮子鼓起一个包。含含糊糊地说了句“走了”，便快步出了茶馆。帆布鞋踩在石板路上，步子轻快得像在操场上盯学生早操时的节奏。风吹起她新剪的短发，像一簇被秋风吹散的野菊瓣。糖果在她齿间嘎嘣响了一声。

金娃子的爸爸和妈妈也来了。爸爸端着一杯茶，对月生伯伯说：“大哥，东西这孩子，从小到大没让人操过心。教书教得好，做人做得正，就这一回差点把自己赔进去。可这一回，也过去了。过去了，就是福。”月生伯伯没说话，只是端起茶碗，和他碰了一下。碗沿碰在一起的声音清清亮亮，像过年时甄贤婆婆在灶前磕开的两个鸡蛋。

散席后，客人们渐渐散去。茶馆里的方桌重新摆回了原来的位置，红塑料布叠得方方正正，留着下次再用。碗筷撤下去，沏上了老荫茶。

东西哥哥走到街口，站在七杀碑和无字碑前面。这是他的习惯——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他都会来这里站一站。月光落在碑面上，七杀碑上的七个“杀”字被月色洗得发白，杀气淡了许多。无字碑上那么多年的空空荡荡，如今被月光填得满满当当。

他从怀里掏出那枚银圆——甄贤婆婆在他考上大学那天给他的，他曾经在无字碑上放了一夜又收回来的银圆。银圆在他指间翻了个身，边齿在月光下闪过一道银芒。他用拇指贴着它温润的币面，轻轻摩挲了一圈。

他想着那个在台湾还没回来的爷爷。当年爷爷立了这块碑，想说点什么，却终于什么也没留下——也许是来不及，也许是说不清。

如今他自己也娶了妻，以后还会有自己的儿女。他想，将来给无字碑补字的时候该刻什么呢。不是“杀”，不是“恨”。或许该刻一个“家”字。他被人从鬼门关拽回来，如今把门打开了——门里有了烟火气，有了另一个愿意和他一起往灶膛里添柴的人。

他把银圆摊在掌心，回头看了一眼甄家茶馆。茶馆门前红灯笼还没撤，映着他奶奶花白的头发——老人家正坐在门口藤椅上，脚边蹲着那只老花猫。映着他母亲那条灰布围裙的裙摆——月生伯母正弯腰收拾桌上的瓜子壳。也映着雨花姐正帮勤杂工抬蒸笼时那个结实宽厚的背影。她把蒸笼抬到后院去——那蒸笼是老钱头的宝贝，竹子编的，沉得很。她脚步稳稳当当，麻花辫在背后一晃一晃，嘴里还哼着一支她自己编的、永远不在调上的小曲。

他忽然笑了。笑得很轻，可月光照在他脸上，把那笑映得清清楚楚。他把银圆揣回怀里，转身往回走。路过走廊那间教师宿舍门口时，他对着门板上自己刻的那枚闲章点了下头。月下，那朱红色的印泥盖在小木牌上早已成了暗色的印痕，分明是五个篆字——何妨一开门主人。

这天夜里，龙门镇的莫愁姑姑也收到了东西哥托人捎来的信。信很短，就是几句家常，说他要娶雨花姐了。字迹是东西哥的端楷，一笔一画都稳稳当当。她借着煤油灯的光看完，把信翻了过去，压在枕下那块红布里——那是当年她从西岭栗子树下被捡回来时贴身裹着的红布。冷姑爷还在往灶膛里添柴，火光把他的侧脸照得明明暗暗。屋里很安静，只有柴火发出的噼啪声。

柴火又噼啪响了两声。冷姑爷抬起头，把手里的火钳搁在灶台边上，对她说：“睡吧，是个好人家。”莫愁姑姑没动，望着灶膛里那簇新燃起的火苗。火苗舔着新添的干柴，越烧越旺。亮堂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