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5）(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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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一章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

第五十三回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5）

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东西哥整个人都变了。

不是那种一夜之间的巨变。先是他在食堂里跟炊事员老钱头讨论回锅肉的火候——不是以前那种“随便吃两口就走”的敷衍，而是站在灶台边，看着锅里翻腾的肉片，认真地问了一句“蒜苗是不是该晚点下”。老钱头正往锅里撒花椒，听见这话愣了半秒——这年轻老师以前打饭的时候连头都不抬的。

他开始主动跟人说话。在办公室里跟隔壁桌的年轻语文老师讨论起作文课能不能用几何思维来教——用辅助线找论点，用反证法找论据。

他给自己刻了一枚闲章。那天下午我去他寝室，推门进去，他正趴在桌上。桌上摊着一块青田石，石面上反贴着用毛笔写的印稿，几个篆字歪歪扭扭的，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翻《说文解字》设计的。右手握着刻刀，左手按住石头，一刀一刀地冲——不是游刃有余的那种冲，是一边刻一边修、时不时还得停下来用砂纸磨两下的笨功夫。

窗台上那盆文竹换了新盆。我记得这盆文竹——我来报到那天他让我浇水，那时候盆里的土板结了，裂缝像龟壳。现在他悄悄换了盆，新土是去东山上挖的腐叶土，黑亮黑亮的，土里还掺了几颗小石子。文竹的叶子比从前绿了好几个色度，杆子挺起来了，不再半死不活地耷拉着。有一根嫩芽正从土里钻出来，嫩黄嫩黄的，像刚睁开的眼睛。

“你落款写的啥？”我凑近去看他刚刻好的那枚闲章。印出来的字是反的，我歪着头看了半天，只认出上半部分像个“门”字。

他把印在废纸上试盖了一下。按上印泥——那印泥是刚买的，朱红色，装在一个小瓷盒里。他稳稳地压下去，手指在章面上用力均匀，然后小心翼翼地提起来。白纸上一方朱红的印痕。纸上赫然几个篆字：何妨一开门主人。那印痕红得发亮，边缘清晰，刀刃在石面上留下的每一道划痕都看得分明，像一枚刚从灶膛里钳出来的红铁。

“何妨一开门主人？”我念了一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啥意思？你又不是开茶馆的，叫‘主人’做什么？”

他放下刻刀，拍了拍手上的灰，拿废纸擦了擦：“你知道我把自己关在寝室里多久了吗？从千寻姐姐走之后，我关着门过了多久？门关着，里面的出不去，外面的进不来。我就是那扇门——把别人全挡在外面，也把自己锁在里头。”他把那枚章搁在砚台旁边，印面朝上，等着残余的印泥风干。“这段时间我悟出一个道理。门板是死的，门轴是自己拧的。往后，我就是这寝室的主人，可这个主人只负责关门——不负责锁门。想出去了，一推就开；想进来了，一拉就进。再也不用钥匙。”

我看着他收拾桌上散落的刻刀和砂纸，把它们一件件插进笔筒里。心想，一扇门。他曾经把自己锁在里头，差点闷死。现在他把锁卸了。

又过了几天，他破天荒地出现在了操场上的乒乓球台旁边。那是下午放学后，夕阳正斜斜地照在水泥台面上，把台面的裂缝照得一清二楚。

东西哥哥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运动衫，袖子挽到胳膊肘，站在台前，把手里的球拍转了一圈。他的对手是教体育的冯老师，一米八的大个子，肌肉结实得能把短袖撑破。东西哥哥站在他面前，矮了整整一个头——冯老师的肩膀比他宽了一小半，手臂比他粗一圈。可他不慌不忙地发了一个下旋球，姿势谈不上标准，拍子斜切下去的时候还带着写粉笔字的腕子劲儿。球落在台面上，过了网之后忽然变了个方向，往后一缩，把冯老师晃得球拍差点脱手。

“厉害啊！甄组长这是下过苦功的？”冯老师跑了两步捡回球，擦了把汗，笑着看他。球拍夹在胳肢窝里，两只手比划着那个旋转的弧度。

“没有没有，就是以前在大学里跟同学打过几回。”他推了推眼镜，汗水从鬓角流下来，在脸颊上划了一道亮晶晶的印子。他随手一擦，掌心里的汗抹在运动衫上。“画圆的手腕，打旋转球刚好用得上——角度、弧度、转速，其实都是一个道理。”他用手在水泥台上比划了一个切线运动。

冯老师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蹲下身子，等着他发下一个球。我站在操场边上的白杨树下看他打球。风把树叶吹得哗哗响，乒乓球在台面上弹跳的声音清脆而急促。心里头忽然涌起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感觉。那个在讲台上画圆的甄老师，那个在东山顶上吹箫的甄东西——他回来了。不是从医院回来的，是从他自己锁着的那扇门后面走出来的。

但真正让整个学校都惊讶的，是一周后的那件事。

那天下午，他忽然主动找到郑校长，递了一份材料。郑校长正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桌角摆着那两支标志性的金星钢笔，笔帽在阳光下闪着光。他把材料放在办公桌上，封面上整整齐齐地写着几个字——《关于重阳镇中学学生社团建设的初步方案》，字迹是他标准的端楷，每一个字的横平竖直都一丝不苟。郑校长翻了翻，抬起头摘下老花镜，镜腿在太阳穴上压出两道红印子。

“学生社团？你想搞什么？咱们学校这么多年可从没搞过这个。”

“文学社、书法社、箫社。”东西哥哥在校长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背脊挺直，语气不急不缓，“我发现我们学校有很多学生有特长。刘二娃写作文写得不错，他在周记本上写的小小说比作文选上的还好；张大勇写毛笔字有天赋，他爹说他五岁就能在门板上写字了；还有几个女生会吹笛子——上次毕业班会她们上台表演的时候，我在边上看了很久。可平时他们没处去练，也没人指导。”他顿了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点，像是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点，“不占用正课时间，也不需要学校出经费。场地就用空着的音乐教室，那屋子锁了小半年了，打扫一下就行。器材——我自己的箫、虚主任的字帖，全部自带。”

郑校长重新戴上老花镜，把那份方案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方案是东西哥哥用钢笔一笔一画誊抄的——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有一个涂改的墨团，每一个标题都画了双横线。他翻到最后一页，目光停在最后一行字上——“以社团凝聚学生，以文化浸润校园”。在读完最后一个字的瞬间，他停了一下。然后合上方案，看着面前这个半个月前还躺在病床上输液、浑身绵软无力的年轻人。

“小甄，你变了。”郑校长的嘴角难得地露出了一丝不是职业化的笑。那笑不是站在校门口迎接新老师时那种标准微笑，而是眼角皱纹往里收、嘴角真真切切往上翘的笑。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东西哥哥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语气里有调侃，也有认真。

“变踏实了。”郑校长把方案放回桌面，用手拍了拍，“好，社团的事我批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哪个社团搞砸了，我可是要找你麻烦的。”

东西哥哥站起来，对着郑校长微微鞠了一躬。他走出校长办公室的时候，正好碰上了来校长室送月报的郑美媛。她穿着一条浅色的布拉吉连衣裙站在门口，手里抱着一沓报表，正伸手要敲门。两个人打了个照面。两个人都笑了一下。不是之前那种欲言又止、带着千丝万缕的笑——没有闪躲，没有隐痛，是很平淡的、同校同事之间的那种、清清朗朗的笑。

社团开张那天，操场边上的音乐教室里挤满了人。那教室锁了小半年，里面落满了灰，头天下午东西哥哥自己提了水桶拖了地。刘二娃第一个报了文学社，手里举着自己的作文本挤过人群，一进门就喊：“甄老师！我这篇《论老鼠药与人生》能不能发表在社刊上？”东西哥哥接过本子翻了翻——上面写的是他家那只被老鼠药误伤的小白猫。最后一段写着：“生命就是一场赌博，我家的猫赌输了，可我家隔壁的甄老师赌赢了。他是个英雄，因为他吐了出来。”东西哥哥看得直摇头，嘴角却压不住，他把本子卷起来在刘二娃头上轻轻敲了一下。

张大勇报了书法社。他爹花了半个月工资给他买了一套羊毫笔，大号、中号、小号各一支，笔杆上刻着“湖笔”两个字。他拿到笔的当天，在教室的黑板上就着一桶水写了几个一尺见方的大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虚主任路过看见，站在门口看了半天，往地上啐了口茶叶，说了句“这字写得比竺万金强”。张大勇高兴得连笔都没涮，举着还在滴黑水的羊毫就去找刘二娃炫耀去了。

箫社来报名的人最少——才三个。一个是东西哥自己，一个是王红梅，她在白云庵听过静闲师太的木鱼声之后，觉得自己可以试试学另一种让心静下来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孙小梅。孙小梅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根从家里竹帘子上折下来的竹管，竹管一头被劈歪了，毛刺还支棱着。她举着它站在门口，手指头几次想抠掉竹管上的毛刺，又缩回去：“甄老师，我想学吹箫，可我没有箫。我攒了三个月零花钱也没攒够——这个行不行？”

东西哥哥拿起那截竹管看了看，翻过来看了看截面，低头从抽屉里翻出刻章用的锉刀，又翻了一张细砂纸。他把竹管夹在两膝之间，用砂纸把她劈歪的管口一圈一圈地磨平滑，一边磨一边就着窗口的光对着眼瞄了瞄：“等下次我去龙门镇寻根合适的竹子，给你做一管真的。这个你先拿着——练指法。”

后来雨花姐提着保温饭盒来送饭。她今天炖的是排骨汤，汤面上飘着几颗红枣和枸杞，隔着饭盒盖都能闻到那股浓香。她推开门的时候，正好看见东西哥带着两个学生，三根竹管一齐往外吹气。箫声齐齐乱响——王红梅吹出了一声尖锐的啸叫，孙小梅压根没吹响，只有一股气从竹管里呲呲地往外漏，比宿舍走廊晒的棉被还闷。

她倚在门框上听了半天，汤盒搁在怀里，一只手捂着肚子，笑得差点把辫子从肩上笑下来。笑声把音乐教室里那几根还没开声的竹子都震得嗡嗡颤：“别人吹箫要钱，你们吹箫要命。我在食堂剁排骨都比这个有调。”

东西哥哥站起来，把箫搁在谱架上——那谱架是他自己用旧课桌改的，桌面被他画满了五线谱。他走到门口，从她手里接过饭盒。排骨汤的热气从盒盖缝隙里钻出来，在秋日的凉风里凝成一缕白雾。他接过饭盒时，手指碰到她的指背，两个人都没缩。他说：“不要命的不是好箫。”

雨花姐瞪了他一眼，马尾辫在门框上蹭了一下，辫梢的红头绳晃了晃。两个人就那么对视着，一个门里，一个门外，隔着一个饭盒，隔着一上午乱七八糟的箫声。忽然同时笑了。那笑轻得只被傍晚的风卷走，暖得把音乐教室里那几根还没开声的竹子都捂热了。孙小梅在王红梅背后悄悄把竹管递给她，小声说：“咱们先练。别打扰甄师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