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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十年六月初三,李承乾的信到了。

杜荷当时正坐在公主府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面,手里端着一杯凉茶,看着薛仁贵劈柴。薛仁贵劈了快两年的柴,斧子在他手里已经不像工具了,更像一件长在胳膊上的附件。他一斧子下去,柴块裂成均匀的两半,断口齐整得跟用尺子量过似的。裂开的木茬子在六月下午的阳光里泛着一层淡黄色的光。

城阳在廊下缝一件小孩的衣裳。不是他们的小孩。是右藏署王元轨家刚生的那个闺女满月了,城阳说要送一件亲手缝的。她的针脚比去年好多了,走线又直又密,缝出来的衣领子圆得像个标准的半圈。

杜荷偶尔抬头看她一眼。阳光从廊檐下面斜着漏进去,在她的头发边上描了一道金边。她把针往头发上抹了一下,继续低头缝。手腕上那只银镯子在袖口下面若隐若现。那是她六岁那年长孙皇后给她戴上的。跟她从不离身。

这个下午安静得像是被泡在一大缸温吞水里。六月的风吹在脸上是软的。槐花的季节刚过,树枝上挂着些零碎的残瓣,偶尔有一两片飘下来落在杜荷的肩膀上。他不去拂。就让它们待着。

然后门被敲响了。

不是正门。是偏院的侧门。那个门只有郑方会敲。但郑方敲门是两长一短的节奏,这次是一声接一声,不急,但不停。像有人用指节在门板上写一个字。写了一遍,又在同一个地方重新描了一遍。

薛仁贵的斧子停了。他把斧柄攥紧了一寸,偏头看了一眼杜荷。杜荷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向侧门。

拉开门,外面站着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中年人。穿的不是官服,是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青布长衫。袖口磨出了线头。鞋面上沾着干了的泥,不是长安城的黄土,是一种发红发黏的土。杜荷在辽东见过那种土。在辽东和黔州都见过。

中年人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信封是寻常的麻纸,封口处用了蜡,蜡上压了一个印。不是官印。是一颗很小很窄的私章。因为太窄了所以看不清刻的是什么字。

“杜先生,这封信是从黔州来的。有人托我送到你手上。那人说,‘臣在黔州一切都好。活着。勿念。’但他让我见你的时候不要跟你说这句话。他让我跟你说的是另外一句。”

“什么话?”

“‘最近的夜里,有人在我窗户外头站着。不是黔州本地人。说长安口音。’”

杜荷把信封接过去。中年人行了一礼转身走了。

他关上门,走到石桌旁边坐下。没有马上拆信。他先看了一眼薛仁贵。

“薛仁贵,你刚才劈了几根柴?”

“二十三根。从先生坐下到开门。二十三根。”

“你数着?”

“劈柴的时候不数柴会歪。斧子也会歪。而且,”薛仁贵把斧子搁下,“送这封信的人从黔州走到长安至少要走四十天。四十天前是四月底。四月底他在窗户外头发现了长安口音的人。先生在五月初收到他第一封信。他在第一封信里没有提这件事。这一封突然提了。”

杜荷看着他。这个在辽东的蛇窝里趴过三天三夜的人,对危险的嗅觉从来不需要解释。

杜荷拆开了信封。

信纸不是李承乾常用的那种白麻纸。是黔州县学的粗纸,一面光一面糙,糙的那面还夹着细小的草秆碎屑。字迹是李承乾的,但跟去年那封信比起来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变化。笔画比以前硬了,直了,但拐弯的地方多了一种迟疑。像一个人在写字的时候,耳朵一直在听窗户外面的动静。

信的开头跟往常一样:臣在黔州一切安好。县学的学生增至三十余人。最近开始教‘孟子’。有一个孩子问臣,“为什么梁惠王问了孟子那么多问题,最后还是没有听孟子的”。臣想了很久,回了他一句话:因为梁惠王身边的人告诉他,听孟子的,你就不是王了。那孩子又问,“那梁惠王身边的人是谁”。臣说不知道。臣知道他不能说。

杜荷读到这里停了。他把信纸放在石桌上用手指压着。六月的风把纸边吹得微微翘起来。

“他教的那个孩子就是他在第一封信里说的那个‘让我想起了一个人’的孩子。”

“想起谁?”薛仁贵问。

“他自己。李承乾八岁的时候也喜欢问这种问题。那时候长孙皇后还在,他每天从东宫跑去立政殿问他母后为什么皇帝必须是正确的。皇后每次都答不上来,他就很得意。”

他接着往下读。

信的第二段从‘臣最近读了一本书’开始。然后是五百字的读书心得。写的全是‘汉书·诸侯王表’的内容。枯燥得能让人打瞌睡,引经据典一个接一个,每一句都像是从书里直接抄下来的。杜荷逐字逐句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他把信翻过面。

信纸背面是空白的。他对着光看了一遍——没有隐写的痕迹。他把信纸举到鼻子前面闻了一下——只有墨味和长途运输中沾上的潮气。

城阳放下了针线。她从廊下走过来,在杜荷旁边的石凳上坐下。她什么都没问。只是把茶杯往他手边推了一下。茶已经凉透了。

“不对。”杜荷把信纸放回桌上,“他的第一封信写了两千字。每个字都是他自己的。这一封写了一千两百字。后半部分全是在抄‘诸侯王表’。他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纸去抄一篇我完全可以去县学图书馆自己翻的东西?”

城阳把信纸拿过去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她的目光在最后几行上停了很久。然后她做了一件事。她把信纸翻过来,用手指在纸背面从左往右、从下往上摸了一遍。不是读。是摸。摸纸的纹路。

“他不是在告诉你他读了什么书。他是在告诉你谁在看他的信。”

杜荷猛地抬头。

“什么意思?”

“‘汉书·诸侯王表’讲的是什么?”

“诸侯王。地方上的王爷们。”

“黔州地方上有几个王爷?”

“没有。李承乾是废太子。他到了黔州之后没有任何王号。只是一个被流放的罪人。”

“但他姓李。”

杜荷沉默了。他把‘诸侯王表’在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汉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那些诸侯造反之前都在封地养兵。养兵的方式之一就是派人渗透进地方官的幕僚里和地方军的伙房里。李承乾在信里抄的不是一本书。他在打一个比喻。他在用‘诸侯王表’里七国之乱被平定之后朝廷在各诸侯国埋设“内史”的典故,来告诉杜荷一件事:黔州有人在埋钉子。不是朝廷的钉子。因为来的人说的是长安口音。长安口音的人替谁埋钉子?

答案只有一个。

“赵国公。”

城阳把信纸折好放回桌上。她的手指很稳。但在折到第二折的时候她停了一瞬。那一瞬很短,短到只有杜荷这样的人才会注意到。因为他在大理寺狱里待过,知道一个人在做重大决定之前手会不自觉地停一下。

“赵国公在黔州埋人手不是一天两天了。郑方告诉过我,大理寺每年都会往各州流放地派驻复查御史。黔州是流放地之一。派驻黔州的御史三年换一次。但有一个吏没有换过。从贞观十七年到贞观二十年,同一个人。姓穆。穆秋岩。是大理寺的编外录事。不拿朝廷俸禄。养在大理寺账外。账外的意思是——”

“他的俸禄是直接从赵国公的私账上出的。”

杜荷站了起来。他走到槐树下面站了一会儿。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照在他的脸上,明一块暗一块。他的表情在明暗之间不断切换。

两年前他陪着李承乾从东宫走到太和殿。那是他穿越到大唐之后走的第一段路。他在那条路上说了很多话,有些是真心话,有些是策略。但有一句话是真心话:你可以活着。你可以一直活下去。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活法。但是活着。

现在那个人在黔州给一群孩子教‘孟子’。他的窗户外面有人在看他。这些人不杀他,不动他,甚至不跟他说话。只是在窗户外头站着,让他知道那里有人。这不是监视。监视是暗的。这是警告。让李承乾知道自己一举一动都在被人盯着。警告他在给杜荷写信的时候小心措辞。警告他不要以为隔着两千多里就可以随便说话。

而更让杜荷后背发凉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长孙无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加强对李承乾的监控?去年一整年没动。今年春节没动。李治入主东宫的时候没动。偏偏在杜荷交出度支学堂堂长公章、退居槐树下的两个月之后动了。这个时间点的巧合,杜荷不信。

他想到了两个字:敲山震虎。

李承乾是山。杜荷是虎。动的不是李承乾,是杜荷。长孙无忌在用黔州那个废太子向长安这个退隐的驸马传达一个讯息:你以为退下去就安全了?你以为把公章往讲台上一放,把狄仁杰往东宫一送,把人脉往李治手里一交,你就从棋盘上消失了?棋盘上没有消失这个选项。你只要还活在棋盘上,你就是一颗子。哪怕你躲在棋盘边角里的槐树底下。你是一颗停了两年忽然不动的子。一颗不动的子比一颗动的子更危险。因为对手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忽然动。所以他要动你一下,看看你什么反应。

杜荷从槐树下面走回石桌旁边坐了下来。把凉透的茶喝了。茶很苦。

“我去一趟东宫。”

“现在?”

“现在。”

“东宫现在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地方了。”城阳把针线放进篮子里,声音很平静,“晋王入主东宫之后,所有进出东宫的文官都需要登记。登记簿当天会报给门下省。门下省的人看一眼名单就知道谁去了东宫。赵国公在门下省有耳目。”

“我不从正门进。我从后面那个偏院的小门进。”

“那个小门是为书吏送文书留的。你一个从七品的度支学堂堂长,凭什么从书吏的门进东宫?被人看到了,你写多少份报告都解释不清。”

杜荷看着城阳。她说的全对。他以前进东宫是李治特许的“不用通报”。但现在李治不只是晋王了。他是入主东宫的准储君。东宫的安保级别提升了不止一档。连他收一份文书都需要走流程,更别说让一个外臣从偏院小门进去。

上次狄仁杰被调任东宫时就提过:东宫的安保是长孙党控制的。每个进出东宫的人名都会被记录在案。

“那我让他来找我。”

“你让一个入主东宫的准储君亲自跑到公主府来见你?”

“他不是准储君。他是我在县学后院等了整整一个时辰的学生。”

城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那只绣了一半的小衣裳放进了针线篮子里,拍了拍手上的线头。

“你去找他的理由是什么?不能是黔州的信。那封信的内容不能从你嘴里传到任何人耳朵里。赵国公等的就是你拿着这封信去找晋王。只要你去,你就把李承乾这条线重新牵上了。赵国公要的就是这条线。他要证明给陛下看:杜荷还在跟废太子通信。这才是他往黔州埋人的真正目的。不是吓唬李承乾。是钓你。你用这封信去东宫,你就是自己咬钩。”

杜荷怔住了。他把城阳的话从第一个字到最后第个字重新过了一遍。然后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在大理寺狱里绝对不会犯的错误。他太着急了。他在槐树底下坐了两个月,把自己的神经养细了。细到一碰就弹。长孙无忌这场局的真正目标从来不是李承乾。甚至不是李治。是杜荷。用一个落魄废太子做饵,钓一个退隐不动的杜荷。钓他出来。钓他开口说话。钓他去东宫。去大理寺。去找程咬金。不管他找谁,只要他因为李承乾的事去找了任何一个人,长孙无忌就能把“杜荷仍然在参与废太子相关活动”坐实。坐实的后果就是大理寺那份被魏征叫停的复核案可以重新打开。这次没有魏征来叫停了。魏征死了。

杜荷把信纸重新折好放进怀里。

“那我不去东宫。我去县学。今天下午有我的代课。训导上周就说最近有几个孩子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去给他们上一堂‘货殖列传’。从末排走过去的时候,最后面坐的那个人会帮我传一句话。”

“你要传什么话?”

“一句狄仁杰听得懂的话。一个在数据的暗室里独自追踪了两年信息流动的人,不需要我说第二遍。”

城阳看着他,嘴角那一丝弧度又出现了。跟她当年在太和殿外把那只小铜手炉放进他手里时一模一样。有点心疼,但更多的是信任。

“你的课是申时开始。现在还不到午时。你可以在去之前先把斧子借给薛仁贵。”

“他斧子就在手上。”

“不是劈柴的斧子。”

杜荷转过身看着薛仁贵。薛仁贵已经把那把宣花斧换成了一柄短斧,是平时劈小柴用的,比宣花斧轻得多,但刃口比宣花斧快多了。

“先生要去县学,我去东宫外面。不是进去。是蹲着。蹲在东宫外面看谁从里面出来往大理寺方向走。”

“蹲多久?”

“跟上次一样。蹲到看出规律为止。”

薛仁贵把短斧挂在腰间,披了一件半旧的灰布外套,把斧柄遮住。他往侧门走去。走了几步回过头看着杜荷。

“先生,黔州来送信的那个人说有人在窗户外头站着。下次,我想去那个窗户外面站着。不是站那个孩子的窗户。是站那个监视者的背后。”

说完他拉开门出去了。门在他身后合上。六月的阳光从门缝里漏进来一条长长的光带。

城阳把杜荷手边那只空茶杯拿起来,给他重新倒了一杯热茶。茶冒着的白汽在午后的光线里跟槐树的影子缠在一起。

“你把公章交出去那天不是跟我说,你的事做完了吗?”

“是。我以为做完了。”

“那现在呢?”

杜荷端起热茶喝了一口。茶还很烫,他的舌尖被烫得微微发麻。但他没等它凉。他又喝了一口。

“现在我发现,我把该做的事做完了。但有人不让我做完。我接下来要做的是另外一件事。不是继续做完。是保护那些已经做完的事不被拆掉。这两件事的区别很大。做完需要的是能力。保护需要的是——”

“是什么?”

“狠心。我之前没有的东西。”

城阳低下头继续缝那件小衣裳。针在布上穿过去又穿过来,一下一下的。她缝完了最后一道边,把线打了一个小疙瘩。然后用牙把线咬断了。咬断的声又脆又短。

“你之前有。只是你用在了别人身上。没用给自己。”

杜荷把信从怀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李承乾信末尾的那句话——臣在黔州一切都好。活着。勿念。这句话他在两个多月前第一次读到的时候,觉得李承乾在告诉他自己活下来了。现在他重读这句话,忽然读出了另一层意思。

活着的意思是:别来找我。别被他们钓到。

李承乾不是在报平安。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帮杜荷挡钩子。他独自在黔州面对窗外的长安口音,用一种近乎本能的政治判断力告诉杜荷:别动。

这个从八岁起就坐在东宫那把大椅子上的人,虽然跛了一条腿,虽然在太子之位上失败了,虽然被流放到两千里外的黔州,但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失去过一样东西——对政治危险的嗅觉。他在给杜荷的信里堆了满篇的诸侯王典故,唯独在信的最末尾写了“活着勿念”这四个大白话。他知道这四个字比前面所有的诸侯王典故都重。都知道。两个人隔了两千里,谁都不用把话说明白。

杜荷把信折好,放回怀里。他穿上外衣走出公主府。县学的课是申时。他有足够的时间在路上想清楚一件事——他在槐树下坐了两个月,长孙无忌没有动他。他一收到黔州的信,对方立刻有了动作。说明对方一直在等他动。那他就先不往黔州的方向动。他往县学的方向走。走一条长孙无忌看不懂的路。

六月的长安城热哄哄的。朱雀大街上的石板被晒得发白。一群小孩在街头巷尾追逐一只黄狗。杜荷走过西市口的时候,看到一个胡商在卖瓜。瓜切开了,红瓤黑籽,在太阳下面冒着冷气。他停了一下,买了一片。咬了一口。很甜。甜得像是这个夏天要把所有好东西都集中在这片瓜里。

然后他继续往县学的方向走。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准。就像他爹笔记里说的那样:知道自己往哪里走的人,不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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