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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广德堂一个月，我才算真正弄明白，洪门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之前我对洪门的印象，跟大多数外行人一样，觉得就是一群混社会的，拜关公，讲义气，砍人时候喊两句“替天行道”，完事儿回去该收保护费还收保护费。
土。
俗。
糙。
但实际接触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入堂第十二天，堂口一个叫阿贵的兄弟出了事。
他老婆查出来肾衰竭，换肾加手术费，保守估计要四十多万。阿贵在堂口干了三年，跑腿的活计，每月工资八千块，刨去日常开销，存款不到五万。
四十万对他来说，跟天文数字没区别。
那天早上，阿贵在大厅里跪了半个多小时。
没人理他。
不是不想理，是没人敢做这个主。
广德堂的账，每一笔都得经过四叔的手，四叔不点头，谁掏钱就是越规矩。
我正好从楼上下来，看见阿贵跪在那里，眼眶通红，嘴唇发白，手里攥着一张医院的诊断书，纸都被捏皱了。
如果堂口不管，那说明洪门的“义气”两个字，就是放屁。
大概又过了十分钟，四叔从后门进来了
他手里夹着个黑色公文包，脸上一如既往的没什么表情。
走到阿贵面前，站定，低头看了他一眼。
“多少钱。”
阿贵抬起头，声音都在抖：“四……四叔，大夫说，连手术带后续治疗，大概……大概要四十多万。”
四叔把公文包往桌上一放，“啪”的一声，里面弹开。
我看见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摞现金，旁边还有几张银行卡和一本账册。
四叔从里面抽出两银行卡，推到阿贵面前。
“这张里面有二十万，是堂口的公积金。你干了三年，按比例算，能支取这个数。”
“另一张里面有十万，是我私人借你的。不算堂口的账，你慢慢还，不收利息。”
阿贵愣住了。
他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四叔又说：“剩下十几万，你去找小三爷，让他帮你走水滴筹。堂口的兄弟，每人捐一天的工资。我捐一个月。”
说完，合上公文包，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你老婆的手术，什么时候做，提前跟我说。我安排人去医院的食堂，给你送饭。你一个人扛不住的。”
阿贵跪在地上，哭了。
师父在的时候，跟我说过，江湖人最薄情。今天称兄道弟，明天就能为了利益翻脸。别信什么义气，义气都是写在纸上的，真到关键时候，谁都靠不住。
但四叔刚才那一手，不叫义气叫什么？
后来我跟四叔熟了，有一次喝酒，聊起这件事。
我问他：“四叔，公积金那个制度，是谁定的？
四叔喝了口酒，说：“老规矩了。洪门三百多年，每个堂口都有。兄弟入堂，每月从工资里扣百分之五，存进公积金。谁家有难，先从这里面支取。金额不够的，堂口补，兄弟们凑。”
“三百多年？”我有点吃惊。
“三百多年。”四叔点头，“洪门为啥能当天下第一会？不是靠拳头，不是靠地盘。是靠这个。兄弟有难，不能不管。这条规矩，从祖师爷那辈就立下了，从来没断过。”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
但我听得出来，这三个多世纪的传承，在他心里，比什么都重。
接下来那半个月，我又见识到了更多。
广德堂在十三行有个规矩，每个场子的收入，百分之三十要上交堂口做公共基金。这笔钱，除了公积金，还用于兄弟们的医疗、子女教育、以及养老。
没错，养老。
洪门有养老制度。
干到五十岁以上的兄弟，如果不想继续在江湖上混了，可以申请“退堂”。
堂口一次性给一笔安家费，外加每月固定的生活费，直到人没了为止。
条件只有一个——退堂之后，不得再参与任何帮派活动，不得以洪门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
违者，清理门户。
这套制度，放在任何一个现代企业里，都不算差。
更何况，这是一个帮派。
“义字当头”这四个字，被洪门人写进了骨子里。
他们还在维护着一种在这个时代几乎已经绝迹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和责任。
我有点明白，老爹为什么在洪门待了一辈子，到死都没走。
也知道，为什么亭爷这种人，明明可以舒舒服服当个富家翁，却偏偏要守着这个烂泥潭。
因为有些东西，比钱重要。
比命重要。
一个月后，我在广德堂的位置，彻底稳了。
不靠亭爷的名头，不靠季然的照应，靠的是我自己。
这一个月里，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整顿十三行的账务。
之前各场子的账目乱得一塌糊涂，管事们中饱私囊的现象严重。我花了三天时间，把所有账本过了一遍，找出七个有问题的场子，撤换了三个管事，追回了将近八十万的亏空。
手段不算狠，但够准。
第二件，处理了和长乐帮的边境摩擦。
豹哥那件事之后，长乐帮消停了不到一个星期，又开始在码头附近搞小动作。我没再亲自出手，而是让王彪带人去谈。
谈的方式很简单——我让王彪带了一份厚礼，外加一句话。
“阿宝哥说了，远亲不如近邻。以后井水不犯河水，但如果谁先坏了规矩，那就别怪广德堂不讲究。”
长乐帮的老大是个聪明人，收了礼，也给足了面子。
双方划了线，各自安生。
这一手，叫“先兵后礼”。
亭爷听了之后，笑了笑，说了句：“不错，知道动脑子了。”
第三件，是我自己掏腰包，在堂口附近开了个小饭馆。
不为赚钱，就是想让兄弟们有个吃夜宵的地方。
江湖人熬夜多，胃都不好，半夜收工，找不到口热饭吃，时间长了身体扛不住。
饭馆不大，二十来张桌子，请了个手艺不错的川菜师傅。
兄弟们来吃，一律半价。
实在没钱的，记个账就行，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
这事儿传出去之后，不光广德堂的兄弟，连其他几个堂口的人，都知道了十三行有个李红棍，手底下开个饭馆，专门请兄弟们吃饭。
名气这东西，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江湖人讲口碑，口碑比广告好使。
一个月前，他们叫我“阿宝哥”，一半是给亭爷面子，一半是慑于我在祠堂里那两下子。
一个月后，他们还是叫我“阿宝哥”，但语气里多了点东西。
不是畏惧，是亲近。
是真的把我当自己人了。
那天下午，我在饭馆里帮师傅择菜。
别笑，红棍择菜。
我乐意。
师傅姓陈，六十多了，颠了一辈子勺，手艺好得一批。
他不知道我的身份，只当我是饭馆的合伙人，每次见我来帮忙，都乐呵呵地让我切肉。
“小李啊，你这刀工，比我都利索。”陈师傅看着我切出来的土豆丝，每根都粗细均匀，忍不住夸了一句。
“以前干过厨师。”我随口扯了个谎。
正切着，门口进来个人。
是季然。
他穿着件白色休闲衬衫，手里拎着个纸袋，笑嘻嘻地走进来，往我对面的椅子上一坐。
“阿宝哥，好雅兴啊。堂口的红棍亲自择菜，这要是让外面的兄弟看见了，还以为广德堂穷得揭不开锅了。”
“穷不穷不知道，反正饿不着。”我把手里的土豆扔进盆里，擦了擦手，“吃点？”
“不了。”季然把纸袋往桌上一放，“义父让我来找你。他在观海阁，说有个老朋友想见见你。”
“老朋友？”
“永胜堂的黄堂主。”季然的笑容没变，但眼神里多了一丝东西，“刚好今天来榕城办事，听说你在义父手下干得不错，说想认识认识。”
黄昌。
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个名字。
蒋玲笼给我的资料里，关于黄昌的信息不多，但有一条很关键——这个人，表面上是维稳派的人，但背地里和重建派的沈三刀，有过几次不清不楚的接触。
墙头草。
而且是一根很有分量的墙头草。
“什么来路？”我低声问季然。
季然看了眼四周，确认没有外人，压低了声音：“黄昌这两年一直想从义父手里分一杯羹，盯上了十三行的生意。之前豹哥那件事，虽然表面上是长乐帮搞的鬼，但背后有没有黄昌的影子，不好说。”
“义父的意思呢？”
“义父说，该见就见。躲，不是办法。”季然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吧，别让亭爷等太久。”
我换了身衣服，跟着季然去了观海阁。
观海阁三楼，还是上次那个茶室。
推门进去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了亭爷。
他坐在那把虎皮太师椅上，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丝绸唐装，手里转着那对永远不离身的文玩核桃，脸上挂着弥勒佛似的笑容。
在他对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这就是黄昌了。
他长得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不是那种五大三粗的江湖莽汉，反而有些清瘦，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鬓角有些花白。面相有些冷，颧骨偏高，眼睛不大，但很亮，像两颗被磨得光滑的黑色棋子。
整个人坐在那里，有一种让人不太舒服的精明劲儿。
像那种在生意场上混了大半辈子的老狐狸，每一根头发丝都算计过。
“来了。”亭爷看到我，冲我招了招手，“阿宝，过来。”
我走过去，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
“亭爷。”
“老黄，”亭爷转向黄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广德堂的新红棍，李阿宝。”
黄昌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上下打量了一圈。
“哦？”黄昌拖了个长音，嘴角微微上扬，“就是这位？”
他没有站起来，甚至没有伸手，只是坐在那里，微微点了点头。
这叫“端着”。
江湖规矩，平辈相见，不论身份高低，至少要站起来打个招呼。
黄昌这一手，明摆着是给我下马威，告诉我：你在亭爷面前是红棍，在我面前，什么都不是。
亭爷脸上的笑容没变，但他转核桃的手，顿了一下。
我看出来了，亭爷不太高兴。
但我没有在意。
“黄堂主好。”我语气平淡，不卑不亢。
“好，好。”黄昌笑着点了点头，那笑容没到眼底，“坐吧，坐吧。年轻人，别拘束。”
我在亭爷旁边坐下。
季然站在一旁，没有入座，只是安静地给几个人沏茶。
茶桌上，摆着一副扑克牌和几摞筹码。
看来不是单纯的喝茶聊天。
“阿宝，”亭爷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老黄今天过来，是想玩两把。我老了，手气不好，你来陪我玩几把。”
这话说得轻巧，但我听出了弦外之音。
亭爷让我上桌，是把我当成了他的“代理人”。
我和黄昌之间的牌局，实际上就是亭爷和黄昌之间的博弈。
“好。”我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黄昌拿起桌上的扑克牌，洗牌的手法很老练，动作流畅，像是打了一辈子牌的人。
“阿宝，玩什么？”他一边洗牌，一边问。
“客随主便。黄堂主定。”
“那就德州扑克？”黄昌笑着看了亭爷一眼，“老亭，你没意见吧？”
“没有。”亭爷喝了口茶，“你做庄。”
黄昌发牌。
牌发完，桌上四个人——黄昌、我、亭爷，还有一个黄昌带来的手下，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姓赵，长得五大三粗，一看就是练家子。
第一把，我看了一眼自己的底牌。
一对K。
不错的牌。
黄昌率先开口：“加注，五万。”
他推出去五个筹码，动作很随意，像是在丢几块糖。
亭爷弃牌。
赵跟注。
我看了一眼公共牌，翻牌圈是K、3、7。
三条K。
我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跟注。
转牌圈，一张J。
河牌圈，一张2。
黄昌：“全押。”
他把面前所有的筹码推出去，大概有二十万。
赵弃牌。
轮到我。
我看着面前那堆筹码，又看了看自己的牌。
三条K，几乎稳赢的牌。
按照正常逻辑，我应该跟。
但我没有。
我想了两秒，弃牌。
“昌叔牌好，我认了。”
黄昌笑了笑，翻开自己的牌。
一对3。
他手里只有一对3，却敢全押。
这就是在诈我。
“哎呀，阿宝，你太谨慎了。”黄昌把筹码揽过去，语气里带着惋惜，但眼神里的得意藏都藏不住，“年轻人大气一点嘛，这么好的牌，怎么就弃了？”
“运气不好，不敢冒险。”我淡淡地回了一句。
黄昌哈哈一笑，开始发第二把。
第二把，我的底牌是一张A和一张9。
烂牌。
黄昌加注，我跟。
翻牌圈出来，A、5、8。
我有了一对A。
但我还是选择在河牌圈弃牌，让黄昌赢了这一把。
第三把，第四把，第五把。
我一直在输。
但每一把，都只输小注。
大注的时候，我绝不跟进。
五把过后，我面前少了大概十万的筹码。
黄昌的筹码稳步增长，脸上的笑也越来越盛。
“阿宝，”发第六把的时候，黄昌开口了，“最近你在十三行搞得风生水起啊。整个榕城都在传，说广德堂新来的红棍，是个狠角色。”
“昌叔过奖了。都是亭爷栽培，兄弟们捧场。”
“呵，捧场。”黄昌一边洗牌，一边看着我，“老亭，你这多少年没立红棍了？上一个叫什么来着，姓张那个，后来怎么着了？”
这话，是在揭亭爷的伤疤。
上一任红棍张大哥，十年前死在了一个女人手里。
这件事是整个洪门的伤疤，没人会主动提。
黄昌今天当面提出来，就是要恶心亭爷，也是要试探我。
亭爷脸上的笑容，一丝没变。
“过去的事，不提了。”
“对对对，不提不提。”黄昌笑着摆手，看向我，“阿宝，你多大了？”
“二十四。”
“二十四，好年纪啊。”黄昌感叹了一句，“我二十四的时候，还在码头上扛大包呢。现在的年轻人，命好。”
“昌叔也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我接了一句。
“是啊，熬出来的。”黄昌点了点头，手里的牌发完，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底牌，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对了，阿宝，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
“不是本地人。北方来的。”
“北方哪里？”
“小地方，说了您也不知道。”
“呵呵，北方的姓李的，我倒是认识几个。”黄昌说完这句话，目光就不经意地扫了亭爷一眼。
这一眼很快，但我捕捉到了。
他在看亭爷的反应。
亭爷面无表情地喝茶。
黄昌收回目光，继续说话：“阿宝，家中还有什么人？父母健在？”
来了。
这才是今天这场牌局的真正目的。
他不是来打牌的，他是来摸底的。
“都不在了。”我的回答，简洁而平淡。
“哦？怎么走的？”黄昌的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
“走得早。我记事起，就没见过他们。”
“那可惜了。”黄昌叹了口气，但语气里一点可惜的意思都没有，“跟谁长大的？”
“师父。”
“师父姓什么？”
“姓什么不重要，人已经不在了。”
黄昌盯着我看了两秒，似乎想从我的脸上看出什么破绽。
但他什么也没看出来。
因为我说的是实话。
至少，每一句都是可以被验证的实话。
我确实没见过父母。
确实跟师父长大。
师父确实不在了。
她去了所有人都找不到的地方。
唯一没说的是，我的父亲叫李长风，我的师父叫苏九娘。
关于我师父，我不说，没人能查到。
黄昌笑了笑，收回了目光，拿起桌上的雪茄，旁边的赵连忙替他点上。
“年轻人，脾气不小。”他吐了口烟，语气里有些不满。
这句话，已经不再是试探了。
是警告。
他在告诉我，他问不出他想要的东西，很不高兴。
我把牌放下，直视他。
“昌叔说得对。年轻人稳重点好。”
“是稳重点好。”黄昌把雪茄在烟灰缸上磕了磕，脸上浮起浅笑，“阿宝，我直说了。你来了一个月，风头很盛，洪门是大，但不是什么人都能站得住的。”
这已经不是暗讽了。
是当面敲打。
我没有接话。
亭爷放下了茶杯。
“行了，玩牌。”亭爷说。
黄昌看了他一眼，重新拿起牌。
第七把。
我的底牌是一对A。
翻牌圈，又掉了一张A。
三条A。
黄昌加注，我跟。
转牌圈，一张K。
河牌圈，一张4。
黄昌把筹码往前一推。
“全押。”
大概三十万。
桌上安静了下来。
赵看了看黄昌，又看了看我，脸上的表情有些紧张。
亭爷靠在椅背上，手里的核桃不转了。
所有人都看着我。
包括季然。
我看着面前那堆筹码，又看了看黄昌的脸。
他脸上一丝笑，不深。
他在赌我跟。
因为他觉得，前面六把我一直弃牌，这一把，我无论如何也会跟。
我把筹码往前一推。
“跟。”
黄昌翻牌。
一对K。
三条K。
我翻开牌。
三条A。
黄昌脸上的笑，僵了一瞬。
但只是一瞬。
他很快恢复常态，把筹码推过来，甚至还鼓了两下掌。
“好牌。阿宝，今天运气在你这边。”
我把筹码收过来，没说话。
“差不多了。”亭爷站起身，拍了拍我肩膀，“老黄，我们先走。改天再玩。”
“不再玩两把？”黄昌也站了起来，“我还没翻本呢。”
“改天。”亭爷笑了笑，转身往外走。
我跟在后面，走到门口。
“阿宝。”
身后传来黄昌的声音。
我停下，回头。
黄昌站在牌桌旁，手里的雪茄冒着青烟。
他看着我，笑了笑。
“你师父，真不在了？”
问得很轻，很随意。
但每个字都像是在试探什么。
我看着他，没有回答。
转身，跟着亭爷走出了茶室
电梯里，亭爷没有说话。
我也没说。
直到上了车，车队启动，他才开口。
“今天觉得黄昌怎么样？”
我想了想。
“不像好人。”
亭爷笑了。
“好人在洪门活不长。”他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但他今天问你的话，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意思。”
我心里一动。
“还有谁？”
亭爷没有回答。
他闭上眼，靠在座椅上。
车子驶入夜色，窗外灯光一盏接一盏地掠过。
我看着亭爷的侧脸，心里那个疑问像根刺，越扎越深。
黄昌到底想从我身上挖出什么。
亭爷又站在哪一边。
就在这时，亭爷的手机响了。
他接起来，听了几秒，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知道了。”
挂断电话，他睁开眼，看着我。
“阿宝，明天你跟我去一趟港城。”
“港城？做什么？”
亭爷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看向了窗外，看着窗外那片被霓虹灯染红了的夜空。
“洪门十二年一次的龙头大会，提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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