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功劳滋生腐朽(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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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的“家”其实离办公地点并不远，没走几步路就到了。这样安排，也是为了便于首长工作。

厨师还在做菜，首长便邀请江雨航坐下，生活秘书则重新沏了两杯茶。

“小江同志，你刚才说国家财政捉襟见肘，你没有在中枢待过，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刚坐下，首长就抓住了江雨航此前话里的重点，带着考教的语气询问。

“从国企改制的迅速推动和国家积极谈判进入WTO里推断出来的。”江雨航稍微思考了一下，说：“全国上下众多国企，关乎着数千万个家庭的生计，如果财政没有出现问题，中枢的改革政策一定是偏向温和而保守的。每一个激进的制度变革，都意味着大量的百姓承担代价，除非是已经病入膏肓，不得不断臂求生。”

其实在重生回来之前，他没去想过这个年代的中枢财政问题，但有两点问题是他没想明白的。

第一，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国企改制如此的激进？以至于造成了三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近千万家庭破碎、北方数个省的经济一蹶不振。难道中枢就注意不到这样激进的改革是会出问题的吗？

第二，南方原本规划的一个经济特区，为什么会在那场大火之后直接被撤销？从地域上来说，这个规划中的经济特区是具有极其明显的区位优势的，虽然出现了走私、偷税漏税，虽然问题严重，但也不至于为此直接撤销掉一个经济特区吧？

百亿级的走私偷税，虽然数额确实巨大，但放到整个国家面前，也算不得什么了。

毕竟经委的一个重大产业规划，动辄就是上百亿的投入，之后更是出现了一大堆明星、企业巨额偷税漏税的情况，偷税数字更加令人咋舌，一个规划中的特区市怎么也不该说是国家第一税案才对。

可重生回到这个年代，把全国以及世界格局联系起来一看，江雨航才注意到问题所在——中枢的财政已经岌岌可危了，而国企和那座城市背后关乎着的就是整个国家在港市金融危机后已经摇摇欲坠的金融系统。

因此，这位首长自去年上位后，所施行的政策都是无比急迫甚至可以称得上冷酷的。

97年、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国家之所以能扛过去，是因为还没跟世界接轨，施行的还是严格的资本管制。

但国家不可能永远关着大门不与世界接轨，这跟闭关锁国无异，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化是既定国策。要是带着现在都一身毛病全面进入国际市场，再来一次金融冲击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崩溃掉。

所以，在国家融入全球化之前，必须要壮士断腕，把尾大不掉的国企、过量冗余的军队和银行坏账全部处理掉。

该关闭的关闭，该停掉的停掉，该合并的合并，该转型的转型。哪怕代价是数个省近千万家庭的温饱，在整个国家面前也只能两权相害取其轻。

鸡蛋从外部被打破就是食物，只有从内部打破才是新生。

首长对江雨航的回答很是赞赏，却又耐着性子继续考教道：“那你觉得，中枢的政策，是对还是不对？”

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或者说怎么回答都是错的。看待问题的高度不同，所得出的答案也是截然相反的。

“首长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对未来事情的发展也是迷茫的。人们总喜欢把事情先扯到挣钱上，然后又扯到政府，扯到学习国外……遇到问题了，又归结为政策的干涉和时代的局限。”

江雨航沉吟一声，苦笑着说：“问题什么时候都会遇上，只要在解决问题的政策就不能用一时的对错来评判。群众的目光是滞后的，在被政策影响的时候就大骂特骂，看到对自己有切实利益的时候又夸。国家大事，哪儿有什么立竿见影的？”

“守得住本心，耐得住寂寞，坚韧不拔，待时而发。”首长再次对江雨航另眼相看，感叹了一句，“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出色一点，视野广阔。我看你的材料上说，你在财大上学？知道央地博弈的基础逻辑吗？”

“央地博弈，简单来说就是中枢于地方的掌控力度。”虽然是首长的考教，但其实轮不到江雨航指手画脚，所以江雨航也就没有往里面添加个人的主观情绪，只是照本宣科地回答：“本质逻辑就是在中枢维护国家主权统一与地方发展活力之间寻找平衡，核心是利益和权利的调整与平衡。”

“说说你自己的看法，不要照本宣科。”首长对江雨航摇了摇头，显然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

“按我自己的理解的话，一抓就死，一松就乱。”江雨航言简意赅，“地方主官的主要功绩就是为当地民众争取发展创造利益；国家则要对全国进行宏观调控才能应对世界局势变动造成的冲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和中枢之间就会因为发展空间和利益不同而产生矛盾。简单例子就是某城市钢铁是支柱产业，但全国钢铁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各地钢铁在价格上互相倾轧，企业低效。对国家而言这些都是累赘，对地方而言这些都是百姓衣食所系。”

“说得很在点子上，知世故而不世故，历圆滑而弥天真，面对庙堂上的困境，也能联想到江湖上的难处。端方君子不外如是也。”

首长对江雨航的回答很满意：“我们的有些同志啊，看问题反倒不如你这个小同志看得清醒。”

“官场上，北方官骂南方官，明明是南方搞出的经济过热，让北方吃了政策紧缩的药，才导致了国企改制工人下岗；南方官则骂北方官，产能落后设备老化，那么多低效企业全靠南方上缴中枢的税收财政养着。”

“而下岗的老百姓则阴阳怪气尖酸刻薄的戳中枢的脊梁骨，今年春晚的小品有句台词说得好啊——为了国家为了党，我不下岗谁下岗？”

首长伸手锤了锤胸口，喘着大气：“每次我一想到这句话，就心窝子疼。可没办法，心窝子疼脊梁骨疼，也比好过老百姓以后饿着肚子。挨几句骂掉不了几块肉，老百姓看不了那么长远，可作为定下决策的人，我们不看长远不行啊。”

“作为决策者，要是连我们都看不到国家已经摇摇欲坠，到时候心窝子是不疼了，可它也不跳了。”

首长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里带着浓烈的悲壮色彩。

有些话题，在公开场合是不能讲的，但在私底下，领导会认同江雨航的浅见。

“首长，容我说句不该说的，想要矫枉就必须过正。”江雨航把目光投向首长，语气坚定：“我不认为这样有什么错，以北方轻重工业为代表国企，这个共和国的长子曾经几十年如一日地以低廉价格向全国贡献了所有的资源。”

“有人为国家发展付出了全部青春；有人死在了国家建设的一线。平心而论，以共和国的长子为代表的北方省份对国家是有功劳的。”

说这这里，江雨航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无奈：“只是，功劳会衍生门第，门第又会滋生腐朽。不管是对国家也好，对个人也罢，这些腐朽就是天大的事情。”

“国企改制的下岗潮，其实就是整个国家的巨大失业冲击。国企里的工人，生在厂里，死在厂里。一个大型的国企，配套就有厂办医院、厂办子弟学校，死了也有厂办火葬场，俨然就是一个单位制的小社会。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老百姓生老病死衣食无忧的，也就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为了养活更多的家庭，国企盲目扩张，在北边群众的认知里，国企是家长，国家就是父母。可殊不知，这样的单位制小社会，全国上下几十万个，其中一大半都处于亏损状态。”

“这些小社会生产利润都花费在了工人身上，工人的享有的利益是丰厚的，也是理所应当的。可这种单位社会制度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管理混乱，设备陈旧，本身国企又处于竞争性行业中，产能严重过剩，市场反响却极差，连年亏损。”

“最后就只能靠着政策贷款去继续维持生产，从而套取国家的财政补贴，长期以往，就对中枢财政产生了极其严重的依赖性，依赖性演变成了‘等靠要’，成了门阀式的集体腐朽。”

大道理说到这里，江雨航眼前似乎又浮现了北方下岗工人对南方市场的艳羡，对政策的愤懑，对下岗的不甘，对家庭生计的麻木。

他再次叹了口气：“我去过北方的白山黑土，那时候还是跟着我父亲去考察营商环境，可以说相比起改革开放更早一些的南方，那边的营商环境的糟糕程度一言难尽。

“做什么事都要讲礼数，说是礼数其实就是吃拿卡要。想办理相关文件，办公人员态度敷衍，拿着材料不齐全来推三阻四，问对方还缺什么材料，要么就只说差的其中一个，要么就让你去公示栏上自己看。前前后后忙活一两个月，什么都没办成，沟通成本极高。哪怕只是想找老师聊聊孩子的教育问题，都得送礼。”

“若是在那边为官，手里有了点权利，哪怕只是当个老师，也得‘收礼办事’。若是有熟人找到你开绿灯，你不收礼，就会不合群，就会被说是不近人情。可偏偏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以至于到了最后，在那边官场上的干部，都是为了那点特权，而忘记了为官的本心。”

“上上下下，沆瀣一气。反腐倡廉讲了很多，我相信很多同志个人的链接是可以做到并且保持的，但扩展到群体层面，难啊。”

“北方出现的腐败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始于身边人，谈不上是沦陷于腐败，只是想要生活过得好一点，所以就影响到了公权利的使用。”

“造成这样的局面，不能怪中枢，也不怪当地政府，更不能怪追求幸福生活的百姓。谁都没有错，只是人们总是拿身不由己当借口，可己不由心，身又岂能由己，腐败也就由此滋生了。”

话说到这里，江雨航又无奈道：“归根结底，造成这些后果的都是人治的问题。因为北方的权责并未分明，所以大家都倾向在国企单位里吃大锅饭，市场活跃性就不高，对中枢的依赖性就大。”

“而南方呢，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得较早，跟北方形成的人群规矩就不同。法侓法规更全面一些，权责界限分得更清楚一些，想办理许可证之内的文件就更顺利快捷一些，市场就要更活跃一些，反应出来的现象就是在南方做生意更容易一些。”

“能不能改变北方的认知环境呢，或许可以，但需要时间，而现在国家要发展，最缺的就是时间。矫枉过正刮骨疗毒，也是仅有的无奈之举。”

江雨航长叹一口气。

说到底，还是所谓的“人情往来”成为常态造成的。

人人都把人情往来当作借口，之后就演变成了腐败和堕落。北方国企数千万工人下岗，也正是因为这种人情式的单位制社会制度所造成的。

解决起来也并不困难，这种人情单位制社会现象，昌平曾经也有过。

比如工商的工作人员去对个体商户、私人企业进行检查监督的时候，店老板往往会拿出水或者烟酒递过来，这其实只是很小一件事，几瓶水一包烟，也不值几个钱。

所以当时昌平的营商环境就是这样，相关公务员觉得没多少钱就接了，长期以往后，就越发变本加厉。

从一瓶水变成了一箱饮料，从一包烟变成了几条烟；从商户的主动赠予，演变成了吃拿卡要，若是商家不识趣，就会面临层出不穷的刁难或罚款。

直到后来慕学林到了昌平担任市长，才有所改观。因为他是真的会带人下去微服私访，当着市长的面，那些原本吃拿卡要的官员也不敢接。

而慕学林则以身作则，商铺老板若是一定要给，拒绝不了就直接按市场价付钱，问不出价钱就往多了给。

商铺再遇到检查，也不敢递水送烟了。

因为对方按照纪律要给钱，本身只是外出工作，自己工资也不算高，商铺再主动递水送烟，反而形同强买强卖，反而得罪人。

长期以往，虽未能彻底杜绝，但昌平的整体营商环境大大改观，打着人情往来吃拿卡要的贪腐情况改善了很多。